特工到军旅——我的历程 [转帖]
作者: 淡兰色 来源: 子陵 http://www.ziling.com/
序言
编辑部国庆大扫除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这叠手稿，作者著名斯巴达，并且说明这纯粹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字迹很潦草而书法也很拙劣，由于长期丢在角落里受潮的关系，几乎无法辨认，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把它扔回了废纸篓里。今天上班时发觉军事编辑值班时闲得无聊把它打了出来，并且留了个条，说他将陆续打出后面的全文，还说这札记录很真实，和类似的文章不太一样，建议发表。
我读了一段以后的感觉是：这篇故事比《2004 口国与口本之战》还要令人不敢置信，几乎全部属于捏造，简直荒谬透顶，现在发表绝无可能——但是我正在和军事编辑的姐姐谈恋爱，又不便直截了当地拒绝他，于是先贴到这里试试。好在经过了军事编辑的整理，基本没有别字，语句也算通顺，看起来不会太费劲吧？
先此说明。
一、
某次会议期间，我和其他部队的几名军官在一起看《无间道》，看到梁朝伟对心理医生说“我是警察”的时候，大家笑了起来，“娘希皮这小子不要命了，敢这样犯纪律！”然而我没有笑，我笑不出来，因为我明白梁朝伟的感受，那种渴望倾吐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那种期盼从黑暗中走到阳光下的感受，那种不得不欺骗至亲至爱的人的感受……
我出身于军人世家，但从五岁到十五岁都生长在山区，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的体质和观察能力，单调的生活使我沉默、多思，由于我有超出常人的记忆力和韧性吧，尽管学习条件很差，我还是在十五岁那年考上了N大学。当时有一件奇怪的事情，至今没有人告诉我真相：我的第一志愿是更著名的B大学，而且也达到了B大学的一本线，但居然录取了我的第二志愿——那时就已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改变我的生活轨道吗？这只是我现在的想法，也许永远无法证实，只是B大学高官子弟相对多一些，N大学在这方面不大起眼，还有一个原因是N大学在港澳台比B大学名头响，也更受欢迎。而我根本没有多想就相信是我自己填错了（！）志愿，当时我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因为连地区报纸都报道了“山村少年高分考入重点大学”的消息。
我原来报的是N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有人一再劝我改经济专业，我不知道该怎样应付那个人无休无止的劝告，很凑巧地有人告诉我跨学院改专业是极困难的事，绝不会批准的，叫我向学院递个报告，从而打发掉那个一再逼我改专业的人，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递了报告，不料第三天上午就批准我改专业了，天哪，这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本学院申请改专业都那么困难，跨学院改专业会这么快？而且是从普通专业改到热门专业！“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得太快，”第二天有人起而效颦，打报告想从现代汉语言专业改到现代文学，我相信他的报告至今都没有批准！在商学院，也有人一再劝说我学外语，并且劝我从大一起就开始学二外，一方面是我烦透了，另一方面人家说得也很有道理，那就学学看吧，反正我也不大喜欢和同学一起玩恋爱，因为性格和兴趣不同，也因为他们都比我大好几岁，不带我玩。我唯一坚持了自己主见的事，是不间断地到文学院旁听，以至于文学院院长，那位著名的汉语言学家直截了当地要我毕业后报他的硕士研究生——他那时已经只带博士研究生了！
命中注定的事情在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来临了。那是大四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到校学完最后两门课，同时交实习计划。我已经很顺利地落实了实习单位，到N市的A公司当市场部经理助理，所以那天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我认为是有用的书，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干出点名堂。不要笑话我，那时确实是这样想的，而且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已经对我提到了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事，那就更要珍惜难得的实际工作机会。还没有回到宿舍，就有同学告诉我，说你家里给你送东西来了。我有些奇怪，我才从家里返校啊，送什么东西呢？但确实有一辆半旧的紫红色桑塔那白牌车停在办公大楼下面，一个穿着没佩肩章的陆军工作服的人，象是司机，站在那里和老班聊天，于是我就跟他走了。汽车不是开向N军区所在的九华山，也没有开向J省军区和N市警备区所在的湖南路，而是开向了汉府街，总统府隔壁，Z部三部的一个单位，哦，我知道了，是在国防科委工作的叔叔给我送东西来了——当然事情不是这样。
一间年代已久的会客室依然打扫得纤毫不染，木质和绿帆布的沙发，白色的玻璃杯，这一切我多次见过。一位穿着很得体的妇女和一位穿得象没有捆好的包裹似的男人，都是五十岁左右。其实我不必再看他们的笔直的腰干和犀利的眼神——我知道他们是谁，是Z部Q部的人，父亲的手下，尽管他们即使在总部也很少露面，但我注意看过的人就不会忘。
老女人看了我一眼，露出厌恶的表情，男人的眼神在说“看看其他方面”，老女人无可无不可地把目光投向窗外——后来我知道是嫌我长得太“扎眼”，扎眼怎么了？又不是老子求你！不是你们，老子连考博在内，二十九岁前笃定副教授，三十五六岁的教授也不少，稀罕你们？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找我！
“要你参军！”谈了十分钟话后老女人说。
有十秒钟时间我瞪着她，她也瞪着我。神经病！N大学的高材生，锦绣前程已经铺在我面前，我参军？我毛病还是你毛病？老女人继续瞪着我，读我的思想：“说！是？还是不？”
“不！不！听清了？”
老女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气急败坏，用突然变得很柔和的声音说；“光说是或不就行了。程老师要做你的导师，凭你的学力自然会留校，很快就是副教授，然后教授，再凭你的小白脸迷倒一个傻傻的女学生，然后一帆风顺地走下去……是，我承认，完全可能。”
魔鬼老女人！连我藏在心底不可告人的想法都说了出来！但，这只是开始。
“但，这只是我们没有介入前的情况！”老女人又开始扮酷，“现在呢？你以为N大学还会要你？要一个不服从部队安排，不服从党的安排，不服从国家安排的人？任何单位都不会要！你快到预备期了吧？你以为党组织还会接受你转正？”
我知道我的脸变色了，不满十九岁的学生怎么会是这种老女人的对手？于是我在心里寻找支持我的力量：父亲会由得他们胡来？但是老女人老巫婆知道我的所有想法：“我知道你一进来就认出了我们，你知道我们在首长领导下工作，难道首长会不知道我们来找你？难道首长愿意他的儿子当逃兵？难道首长愿意他的一世清誉毁在你手上？难道……”
我的意志崩溃了，用行话说就是我“垮了”。那个大白脸胖男人适时地递给我一支中华香烟，并且为我点火，老女人则倒掉了那杯冷开水换了一杯，把“蝙蝠”落地扇开大了一档：“抽吧，偶尔抽一支烟没什么不好，再说这是你喜欢的中华烟，你累了的时候不是喜欢抽一支吗？”
魔鬼！我在心里说。每次从家里返校我都要偷两盒中华烟，喜欢躲在无人处闻那种甜丝丝的咸味，能使我想起靠近父亲时那种安全、舒适的感觉。我吸烟的时候非常注意，根本不可能有人看到！但是……
大白脸靠近我坐下，很恳切地说：“我知道你想通了，不过，你先不要忙着答应我们，可以再考虑考虑嘛。要你做的工作非常艰苦、非常危险，首先必须不怕死，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必须有过人的天赋，必须有结实的身体，必须有丰富的知识等等，必须是最优秀的精英才能适应！唉，那种苦、那种累，我个人真不敢劝你去……你想想，进了学校，毕业时授予上尉军衔，过一年就是少校营职，那是一般人干得了的？一般人绝对熬不下来。你没有信心的话……”
我瞪了他一眼：“学几年？”
“看天份也看个人努力，两到三年——受不了苦学不出来淘汰的也多，狗熊多，当英雄不容易啊！”
我突然觉得我本来就应该在二十二岁前成为少校，让这些人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现在看来是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那一幕结束了，但老女人和大白脸还是要我考虑一个星期。走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台小收音机——我家里送来的东西嘛，还给了我一张纸，用打字机打的蓝字，是一些短波台的频道，回去偷偷地一听，不过是几个英语台、日语台，还有粤语台和闽南语台而已，没有什么神秘的，只是机子的性能确实好极了，以至于我现在还在用。此外就很平淡，因为我当时就考虑好了，不需要再考虑；也因为老女人说不允许“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其实我也回味过来了，哪里由得我考虑？只不过是最后一道测试，看我有没有纪律观念和能不能沉住气，我能上这个当？不过现在我想得深一些：假如我当时去找“组织”、找党小组长或支部书记汇报这件事，估计他们说不出我有什么错，但那样我的生活道路又会变化，我实在不敢多想，这帮人可不是和你闹着玩的。再说我也算过帐了，二十二岁少校、二十六岁中校、三十岁上校，三十四岁大校，以后听天由命，和在学校差不多，假如有什么机缘，老女人和大白脸退休前说不定还得先向我行礼！
一个星期没有丝毫变化地过去了。
特工到军旅——我的历程（二）
有人为我换了一家实习单位，那是深圳的B公司，一家大公司，在香港和东南亚也有几家分公司或办事处，我在企划部实习，每月津贴八百元，在一九九一年的内地人眼中这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大家都很羡慕，而我心里只能苦笑，天知道B公司是怎么回事，我甚至想，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家公司究竟在深圳什么地方。但我想错了，B公司迅速托人“顺路”送来了旅费和工作证、买机票的介绍信，我“家里”又有人“路过”N市，带走了我已经不需要的冬装等，于是没几天我就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在靠海的深圳机场，有人开一辆丰田车接我到公司，一年期的边境地区通行证，俗称边防证的自然已经办好了。到公司后立即有人带我去见到了人事副总和人事部经理，后者在交给我一大堆公司资料后，又把我交给了企划部一位副经理，我就是他的助手，并且有一间单独的小办公室。接下来是一位相当时髦的小姐带我去“看看深圳”，先是在公司附近步行，告诉我附近的商场、餐馆、电影院和其他有名的建筑，然后带我乘一辆黑牌车去“游车河”，在请我吃了十块钱一份（！）的霉菜扣肉饭后又回到了公司。我的顶头上司对我说：你马上出差到北京！于是我又创下了十二小时内乘两次飞机的个人记录——我，一个不满十九周岁的学生，在一九九一年的中国，似乎走进了童话里的一个梦。
在北京机场也有一位司机接我，而且依然只看我一眼就叫我上车，在车上也不和我说话。（顺便说一句，从这天起，除了执行任务需要时外，我就没有一个人单独行动过，我们内部把这种人叫做包裹，我们则自称狼，只有需要我们咬人的时候才会放开系在我们颈子上的链子）司机把我交给了等在某幢办公大楼门厅里的一名中尉，中尉又带我进了一间会客室，里面有两位佩带文职肩章的军人，反反复复地问我深圳B公司以及B公司附近的许多事，我按照我的观察以及在飞机上看的资料一一作了回答，等到他们满意了，才叫那个中尉把我送到招待所去。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于是我打破了第三项个人记录：没洗脸就睡觉了。
第二天有辆“昌河”面包车把我和另外一些人送进了一个营房，带队干部命令我们在车上不许交谈，而且我发现面包车的车窗被草绿色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使我感觉到一种神秘的气氛，但我们并没有到什么学校，至少在我看来不象是学校，除了不允许出门之外，这里和别的营房完全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伙食标准比野战军高得多，我毕竟出身于军人家庭，对这些不算陌生。营房里已经有了一些人，我们这批人大多数是军人，有士兵、军校生，中尉，甚至还有两名上尉。我很纳闷，他们毕业后也会被授予上尉军衔吗？
当时我已经从大白脸设的圈套里醒悟过来了：本科毕业生再读两三年军校，那就是硕士或同等学历，原本就应当授上尉衔！不过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说什么呢？再说，我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吗？只有争取两年内毕业，这样用五年时间拿到硕士学位，可以赚一年半时间——那时侯就是这样天真呵。然而多年后我还是有些感谢他们，他们居然从N大学发出我的录取通知书时起就开始计算我的军龄了。
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为什么要我们在那个普通营房呆两周，出操、队列、瞄准、投弹，越野跑等等，不起眼的老一套，然后就是读报、学习……是不是淘汰程序的第一步呢？因为两周后我发现人少了许多，原来吃饭的时候有十一堆人，两周后连五堆都不到了。上头严禁我们互相打听对方的情况，我也无法根据口音判断谁来自哪里的部队，因此我只能从空军、海军的军装认定大家来自全军，当然还有少数象我这样的新猪。由于我还算熟悉部队里的那一套，大家猜我是今年年初才入伍的新兵蛋子，但是看另外三个人却是用看异类的眼光，他们其中的一位在练习瞄准时把半自动步枪的枪栓拉过了头，卡在弹仓上复不了位，急得拼命往前推枪栓，附近的几个人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离开营房的前一天，开来了两辆卡车，集合列队报数一二三，大家就上了卡车并且被遮得严严实实。颠簸了四十七分钟后我们走进了一间大房子，象是一个……篮球馆？排球馆？羽毛球馆？看不出来，比那个小，靠墙的地方有一排小橱，象澡堂或者游泳池放衣服的地方，带队干部命令我们：“脱衣服！脱光衣服！还有鞋子，袜子！脱光！”
屋子虽大但一点都不冷，我们脱光了衣服赤脚在地上走动，水泥地有点冷。
“脱光！都脱光！”带队干部指着我们的军用大裤衩喊：“听不懂？叫你们脱光！”
我看他一点也不象开玩笑的样子，就解下了大裤衩。不知道为什么要我们脱光，反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上级自有上级的道理，”这些话听过不止一次了，就是上级叫我们在大街上脱光也是有道理的，何况是在屋子里？何况都是男人？当作在澡堂好了。看见我脱了，几个人犹犹豫豫地开始脱。全体脱光后上方射下了强烈的灯光，大家嘻嘻哈哈起来，还有人高声自言自语说，有些女首长想在我们当中挑警卫员，还有人不知对谁说是首长招驸马。我是“新兵蛋子”另外三位地方大学生也没有人找他们说话，其中一个犹豫着想向我走来，我却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了。这以后就莫名其妙地没有了下文，大约两个小时后又叫我们穿上衣服，用卡车把我们拉了回去。
第二天起我们被叫到两间教室外面坐着，里面出来的人用手一指，我就第一个被指了进去，隔壁那间也指进去一个。同样有强烈的灯光，还有七八个看不清脸面的男人女人，虽然都穿着便服，但说话的语调和动作的姿势告诉我，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桌子上有两个脸盆，里面放着纸卷，一名佩着少尉军衔天知道他是尉官还是校官的家伙叫我先从纸卷比较多的脸盆里拿一个纸卷，到边上看一分钟。
少尉把纸卷要走了，我开始按照纸卷上的要求表演小品，但是我根本不理解什么叫“夸张地喝水”和什么叫“了无心绪地喝水”，还有一大堆提示，这不是折腾人吗？反正我不在乎这个什么鸟学校要不要我，表演个球，平时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于是我倒了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想了一下又喝了一杯，这下即使想“了有心绪”地喝水也做不到了，然后回想纸卷上的提示，又好气又好笑地慢慢喝那杯水。
“再拿一个！”少尉说，叫我从另一个脸盆里拿，还是一分钟，上面是“我叫张建军，是沈阳铁西区人，父亲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学校长，因为一九口口年口月的口口口事件被勒令提前退休；母亲原来是区政府……”什么什么的，要求我激愤、无奈……什么什么的。激愤？无奈？我正在激愤无奈中！于是我按照纸卷上的内容对着桌子后面的黑影们说了起来，一面想着老女人和大白脸的脸。
我说完了，桌子后面沉寂了一会儿，一个声音冷漠地说：“下一个。”
又是紧急集合，点到名的人用十五分钟时间收拾了所有东西，上了一辆“骊山”客车，大行李则装在我们后面一辆卡车里，开路的是一辆“伏尔加”。我注意到昨天大声说话的人和身上有明显伤疤或胎记的人都没有被点到名，还有几个大约是“演砸了”的，他们失去了迅速晋升的机会，是不幸呢还是幸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透过窗帘的小破洞望出去，天是阴沉沉就要下雪的样子，寒风吹落了路边的白杨树叶，我们这支车队行驶于一条普通的砂石路上，前面的伏尔加扬起了满天灰尘。我有些忐忑，也有些兴奋，因为我猜到了：现在正是赶到那所学校去，新的生活终于揭开了神神秘秘的这一页，
我偷偷数了一下，只剩下三十三个人了，半个月普普通通的新兵生活淘汰了我们一大半，其中有一名上尉、一名中尉，还有一名地方来的大学生。
前面，学校到了特工到军旅——我的历程（三）
我在“学校”学习了二十一个月，其中断断续续有八个月的时间是在外面执行任务，实习，这是一个极其重视实践的学校，也是一个能把学员的现有知识和潜能调动、发挥到极限的学校，例如射击训练，说起来就匪夷所思，我们只上过一堂课，而这堂课只上了不到十分钟：我们被带到射击场，按照地下划好的白点站成一个圆弧，教员过来用英语对我们说，诸位，对射击的唯一要求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对方失去攻击你的能力，话音未落他就单手出枪、推弹、转身连续射击，接下来他说，为此你们必须每天坚持实弹练习。我们看着牵引过来的八个形状高低大小各自不同的靶子正在目瞪口呆，他又如同在水中那样缓缓地出枪、换弹夹、上弹、扳保险、转身、射击，最后说了一句：有关的教材将和手枪将同时发到诸位手上，我要求你们做到象呼吸一样射击。解散！
给我们发了自动步枪和手枪，自动步枪是苏制的AK-74，在弹夹前面还有一个把手，打短点射很合手很舒服。但手枪是柯尔特，九毫米口径的大家伙，装在腿外侧枪套里又笨又重，而且扣起来很涩、很重。有一天我们几个人休息时做“随手射击，”一位师兄学了个电影上的双手据枪动作，被射击教员看见了就很严肃地说：“手枪就是在受到空间限制和另一手做其他动作时用的武器，养成双手射击的习惯很不灵活、很危险！”我走过去对他说了我手枪的问题。他在我枪套上一摸，枪就到了他手上，然后单手退弹夹、在大腿上一擦，对着地面扣了一下，再一擦、再扣，对我点点头，抽出他的手枪给我：你先用我的。他的枪……象一只用“纯”了的乒乓球拍，射击时凭手上的感觉就知道子弹命中了哪里。过了两天，他把手枪换回去了，我的枪扣起来不再涩、不再重，顺手了很多，我猜他调过了弹簧甚至锉过了扳机，但我不敢问，因为“损坏武器”会受处分。
“枪啊，象女人，你要时时摸她，她才会对你百依百顺，反之她一定会背叛你！”射击教员用英语说。他总是说英语，——为了营造语言环境，要求我们尽量不说汉语。
除了射击和体能训练，我的军事技能在三十三人中名列第三十一，但我很快就赶上去了，因为我年轻、敏捷、肯学。我不是说师兄们不如我勤奋，而是他们有他们的难题。“王豆腐是什么意思啊？”上尉问我，我告诉了他，他就用铅笔在单词边注了个王豆腐==很好，“那，都看透呢？”我说了，他又注了个都看透==医生，一面叹气一面摇头。
“头儿，我只能扔二十几啊，怎么办？”我问他卧姿投弹的事。
“嗨，别喊我头儿，给教员听见你找训啊？——那个简单，松松地握住手榴弹后半部，敲开保险后用最快速度往前甩膀子，同时脸往下扑，在手臂升到最高点时松手。去试试，包你过三八线！”我去试了半个小时，嘿，神了，头儿比教员厉害！
也进行思想教育，但很少讲什么领导亲切会见大好形势之类，“咱们军人不管那些个，”教员公然这样说，“领导么经常换，出去是哪个领导咱听哪个的，形势永远大好也不用咱说，咱们讲的是纪律，服从！你们都知道邱少云吧？还有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这都是英雄，也都是执行纪律的模范，是纪律造成的英雄！邱少云没动，壮烈牺牲了，他是英雄。他要是动了呢？也得死！不是给敌人打死就是被执行战场纪律！董存瑞，忘了带支架，别说在敌人火力下回不来，就是回来了也得……”教员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为什么？他没炸掉碉堡，冲锋的人死了十几个，所以当时是把董存瑞当作事故报上去的！黄继光杨根思是不是英雄？是。可是不炸掉敌人就回来是什么？是逃兵，要执行战场纪律的！”除了几个军官象是早已知道，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外，其他人脸上都是青一阵红一阵的，而我简直是听呆了，教员这话……这话是不是反动啊？
区队长也讲过类似的话。在“学校”二十一个月，我见过的最高领导就是区队长，别说校长了，训练部的首长都没有见过，也许见过，但不认识，反正规定我们见了谁都是“报告教员”，教员们一律是文职肩章，我们不用说都是红牌儿，第一次见到并认识区队长是在首次、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时又是最后一次大会，区队大会上，我们四十二名学员（为什么增加了九名容我后面交代）和一些教员都参加了。黑胖的区队长把脸一黑：“纪律，是一把刀，一把刀！横在，你面前。你低头，就过去了。你抬头，就割破你，就要流血！要流血！你不买纪律的账，纪律，就会把你的头，割下来！割下来！！！”
那以后到现在的整整十二年里，这段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纪律，是一把刀……”
我们的课程很多也很杂，归纳起来就是基础课：体能、军事技术、语言；专业课；野外生存、城市活动、伪装与化装、交谈技巧，反审讯；选修课：教员根据你的特点和需要为你选的课程，比如为我选的就是特种分队战术和军事心理学——看起来很少是不是？但是你想一想吧，体能课包括跑步，徒手跳跃，利用器械跳跃，在高速运动物体上的稳定、行走、跳跃，徒手攀登和使用登山工具攀登，绳索滑降与速降，……真不想再说下去。就是跑步吧，徒手高速，负重越障，还有令人诅咒的五到十公里负重三十七公斤限时越野！而且这些课程往往是交叉的！
第一次城市活动实习，我的任务是在规定时间赶到规定汇合点，教员带几个师兄的任务是捉住我，结果嘛不说也罢，他们见了我先是一套以色列动作，谢天谢地，没和我来什么“一招制敌”，所以也没有受什么伤，但已经浑身热辣辣的而且头被打得和猪同志一样，在我昏头昏脑的时候嘴被堵起来，手被反绑起来，头上套了个麻袋，很利索地把我塞进了“伏尔加”轿车的行李箱。幸亏是“伏尔加”不是丰田更不是夏利，也幸亏我身高只有一百八十一厘米！
比较好玩的是反审讯，首先，教员的理论就是前所未闻的：反审讯的目的已经不是不招供，而是把事先编好的几套供词，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慢慢地招出来。在现代审讯方式和审讯条件下，不要求“宁死不招”——不招是不可能的！如果能骗住敌人，那就了不起！如果能拖到四十八小时后再招，那就算双方打平，否则……就算叛徒！反审讯练的就是四十八小时硬功夫！
反审讯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上头辗转弄来了一台测谎仪——那时侯正在对我国搞什么“制裁”，原来已经宣布要来的北约制式轻武器都不来了，倒是来了许多方头方脑的“乌齐”突击自动步枪和以色列的其他装备，包括5.56毫米口径的制式手枪和4.5毫米口径的微型手枪，所以我们都猜测测谎仪来自以色列。不管来自哪里吧，似乎教员也不太熟悉那套玩意儿，一边在我们身上作试验一边翻书，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撒谎！撒谎！又发现你撒谎了！记住，你是在和敌人斗智，慌什么！注意力分散！分散！想别的！不要想测谎仪能不能测出来！想别的！”教员大喊。
“报告教员！我……应该想什么？”
教员翻了一下书，“想想，你第一次作……爱的情况，想！”
“报告教员！作爱是什么？”
“什么？就是……就是和女人发生关系！”
“报告教员！是和女人发生什么关系啊？”
先是一两个人憋不住笑起来，然后全体爆笑，笑得最厉害的是教员，只有被测试的那个傻蛋带几分不解几分恼火地看着大家。
你猜，那傻蛋是谁
特工到军旅——我的历程（四）
最近我看了一些类似的“文学作品”，里面提到类似的学校或训练基地，都说这种训练如何如何严酷，教员们如何如何不近情理，以至于学校或营地充满了训斥和体罚。从我的经历看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完全没有必要经常训斥和体罚，我们这些学员——假如老老实实地说而不是瞎谦虚的话，无论学习还是训练都是在玩儿命，以至于教员们常常需要命令我们休息。再说一句，从全军加上一些大学也就才找了一百多个，半个月就刷下去七八十，剩下来的还不是上头的宝贝疙瘩？我记得有一年春天，刮了一个星期大风，加上训练实在辛苦，不少人嘴上起了燎泡，而且都不想吃饭，区队长皱着眉头来转了一圈，第三天伙房就来了新的大师傅，而且还有大量的水果，甚至还有西瓜！
伙食很好，有人说是师团干部（会议或学习时）的标准，有人说是坦克兵（训练时）的标准，有人说是伞兵或海军陆战队（训练时）的标准，也许因为我们之中没有飞行员吧，所以没有人说是不是飞行员标准，但有人说是舰艇海上训练时的标准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说得了吧，罐头香肠压缩蔬菜也拿来卖弄？住的是一人一间，我住在世界卫生组织（WCO）旁边，内务要求很奇怪，除了武器装具、床、桌椅书架、盥洗用具必须在规定位置外，其他的居然可以“个性化”，有一天城市活动教员（就是带人把我塞进行李箱的那位）问我：“你怎么不贴电影明星？”我说电影明星穿得比维纳斯都少，不喜欢，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他的好意，那就来个刘晓庆吧，我说。“刘晓庆？你知道她多大？”教员撇撇嘴。可我只知道刘晓庆呀。教员摇摇头走了，第二天帮我贴了几张奥黛丽赫本，“我喜欢她，”教员说。
但是师兄们不喜欢，“换玛丽莲梦露吧，看看，看看人家那屁股，还有奶子！”上尉说，“都是真家伙！香港那个叶什么，打了针都比不过她！”于是墙上又出现了几个玛丽莲梦露，这些都是在图书室要的，只要你对图书室的事务员说一声，过几天就会有，所以来一个师兄就会加一两个明星，有的师兄甚至把自己最喜欢的明星都贴过来了，最后躺在床上往任意方向看去，包括天花板，都会有明星朝你瞪着眼睛。当然，师兄弟们之间早已不禁止交谈了，只是别说你的姓名年龄等等基本资料，那个犯纪律，而“纪律，是一把刀！”好在每个人都有代号，自己起的，有的叫大卫，有的叫斯泰龙或者高仓建，也有叫李元霸或者武松，我的名字叫斯巴达。
斯巴达？大家都是斯巴达。一位师兄说。那天好几个师兄视察过WCO后坐在我房间床上闲聊，说起射击教员昨天带几个弟兄转山，打回来几只兔子，“你猜怎么着？娘希皮都是公的！”这算什么！有人反驳说，连那几棵枣树梨树也都是公的，花都不开！正说得义愤填膺，突然大家都静了下来，然后我也听见了说话声渐渐走近，很熟悉又很陌生的声音，这种声音……还没等我想通究竟是怎么回事，师兄们已经象紧急集合般冲了出去，留下两个字在我宿舍回荡：“女的！”
那时我没有看到这九位师姐，因为我从小不喜欢凑热闹，也因为来日方长。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
第二天是四十三公斤山地七公里限时越野，加山地遭遇战，0417紧急集合，天下着小雨，回来换了衣服正好吃饭，看看食堂里没有新来的师姐们，大约吃下马威没有赶回来。正在胡思乱想，区队部通讯员来叫我了。
我这辈子的克星就是小会客室，所以在我装修现在的住宅时首先装修了一间小会客室，我办公室的外套间也搞成一个小会客室，看谁不顺眼就请他进去。但是小会客室的魔力对他们似乎丝毫没有作用，那天可是又一次领略了小会客室的厉害。当我看见小会客室里又是穿便服的一男一女腰骨笔直地坐在那里时，情不自禁地摸了摸手枪皮套——除了睡觉时手枪应该放在枕头底下，其余时间手枪都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早已没有感觉了。
果然，他们先和我闲扯，冷不冷呀累不累呀想不想家呀喜欢不喜欢学校呀……我一律在停顿三秒后答以“报告首长，是”或“报告首长，不。”后来就是“报告首长，没有命令，我无权报告首长。”他们也不以为忤，继续和我闲扯，我也不动声色地等着十分钟到来的那一刻。
果然，那男的干咳两声清清嗓子，也是提醒我注意吧，“今天，我们找你……”
门被重重地推开了，区队长满脸怒容地走进来：“你，出去！”他指着我说。我带上门，站在门口不敢离开，因为只命令我“出去”。模模糊糊听见区队长在和他们争什么，听不清。区队长突然拍了一下茶几：“还是棵竹笋……军事侦察……”我想我不应该偷听上级军官说话，于是退到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地方去“稍息”。
过了几分钟，区队长出来了，看了我一眼，“砰”地一声摔上门，走到我面前：“有子弹没有？”
子弹？从来都是在射击场临时领呀？“报告区队长，没有。”
区队长走了。那两个人也气哼哼地出来：“你，现在，马上，立即，跟我们走！”递给我一张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Z部Q部命令：
某某单位某某某限于一九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前随同命令出示人至某某某某处向某某部门报到特此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Z部Q部（公章）签发首长某某某（签名）年月日
我的妈呀！这一百多人中只有我是签发首长某某某亲自骗来的，现在又亲自要我去报到……是和我有仇吗？有仇也得去，如果说“纪律，是一把刀，横在你面前”，那么命令就是一支枪，顶在你后脑勺，而且已经压下了二道火！
城市活动教员在北京212吉普车前等我，并且递给我装满十三发“帕弹”的弹夹和备用弹夹，“你开车。”他说，“他们的皇冠在战备公路上大约跑六十，在国道上至少八十，咱们的车最高九十八，小子，看你的了！”
说完，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立即开始睡觉。前面的皇冠已经起动了，我稍稍空转了一下发动机听了一下，然后松手刹、压离合器、挂档、松离合器踏油门，二挡转三档，越野车在小雨中的砂石路上箭一般地冲了出去。
久违的外面世界，我来了！
特工到军旅——我的历程（五）
我没有见到久违的大白脸首长。我怎么可能见到他呢，他是解放军Z部Q部的大校副部长，那是在九十年代初，军衔不象现在这样泡沫。Z长是上将，副Z长是中将，小部的部长是少将，轮到他就是大校了，一个副军职干部岂是我这样的小学员能随便见的？我见到了三处处长就算不错了。三处的意思不是第三处，而是指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三个地区，三处的任务范围就是负责这三个地区。
处长看起来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很客气地请我坐下，请我吸烟、喝水，并且叫人来为我安排食宿，还问是谁陪我来的，我告诉他是城市活动教员，处长笑了，“是他啊？好久不见了，这次我要好好和他聚聚——你知道H市的情况吗？”他突然又变成了军人。
“报告首长，不知道。”
“哦哦，坐下，你坐下。再过几年我们就应该收回那个城市了，但是人家好象不肯给，要耍赖。各大国现在都有人在那里，比二战时里斯本还厉害，所以要加紧有关工作，要加强力量。知道为什么派你去？“
“报告首长，不知道。”
“呵呵，你年轻，又是个娃娃脸，人家不注意，方便哦，”
他拿出三张照片给我看，“认识吗？”
“报告首长，第一张是深圳B公司副总经理某某某，第二张是深圳B公司企划部经理某某，第三张……不知道名字，也是深圳B公司的”我心里有点疑惑，他们不至于是间谍啊。
“他们是我们的干部，”三处处长似乎在回答我的疑问，“现在都在H市，你去，接受某某某指挥，有关资料我会叫人送到你住的地方。另外，你还要临时学一些东西，还要……”他沉吟一下，按了一个电话号码，叫来一个文职军官：“要藏起一粒沙子，应该藏在哪里？”
“是。明白了。”那人答非所问地说。
“其他的，你考虑。”
“是——小赵，你跟我来。”
“小赵？”我很疑惑地看他，才习惯人家喊我斯巴达，怎么又变成小赵了？三处处长笑笑：“去吧。喊你小赵，你就是小赵。从现在到你出发，听他的。”
“是，首长。”我敬礼，离开。
老钱——既然他喊我小赵我就准备喊他老钱，好玩的是他偏偏就姓钱，带我进了一间办公室，见鬼，哪里是办公室嘛，就是理发室！“H市，大学生。”老钱说，同时要走了我的柯尔特。那个中年理发师问我：“你在国内收入多少？”
我明白他的意思，告诉他实习的时候是八百。
“哦，那我随便剃个学生头吧。”他似乎有些不过瘾地说。
在我缠着他要刮胡子而他坚持说我“没有胡子”的时候，老钱回来了，给了我手枪的保管收条，给了我在部里有关场所出示、从而可以进入该类场所的证件，还帮我换上少尉军衔，收走了我的红牌儿。少尉？这和我梦里经常想到的少校或者上尉军衔……，唉！老钱还要刺激我：“还是个娃儿，不象啊。真想连军装都换。”短短的接触中我已经发现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为了防止他真的追求完美把我降成士兵，我赶紧问他：“老钱，我每天都要跑步，还要格斗训练，还有实弹射击，还有还有……我们教员。”
老钱果然不再说什么军衔和娃娃的事，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可以使用警卫部队的操场；拳击柔道什么的训练馆在四号楼，但是不允许和别人对抗；射击场也在四号楼，在地下室，出示我的临时证件就可以了。至于我们城市活动教员，他还要陪我几天，对我作城市驾驶训练，现在领汽车去了。然后他突然问我：“允许你打几发？”
在学校里每日的实弹射击当然不是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枪玩，基础训练过关后，根据你的射击级别规定你每天可以打五发、十发、二十发或者更多，没有达到级别或者打完了你的定额，你就只能看别人打同时自己揣摩。当然，子弹管理不那么严，管理军士常常是给你一个弹夹或几个弹夹，打过以后你再交回去。老钱问我打几发就是问我的射击级别。我告诉老钱：“不限制。”
“什么？”他有些惊讶，“种类呢？”
“也不限。”我故意很平淡地说。老钱怀疑地看看我，嘟囔了一句哪天试试之类。
“原地高速调头，啊，看好了。”教员驾驶一辆外表坑坑洼洼的的原产蓝鸟，就是驾驶座在右边的那种，在训练场上轰起了马达，码表一下子跑上了一百，然后他把刹车踩到底，身体向右靠在车门上，同时猛打方向盘，离合器被打得亢亢响，如果不是安全带，我一定会被重重地在车里甩来甩去。
“你踩刹车，后车也一定会刹，这时候你稍向左，一来避撞二来留宽度，速度也调下来了。你利用惯性和体重先调后压，在刚调横的时候恢复动力，然后轻摆S，完全靠经验、靠感觉，啊，知道了？”
我想了一下，“报告教员，知道了。”
两个小时后我瘫在驾驶座上，教员把我换下来：“不错不错，再练几天就能勉强及格了。记住，后车一定让在你左角，调过去后先摆右，假如挂角了，一定要快速摆左才可能弹开，决不能右打，那样你会被甩翻！不能怕，该死鸟朝上，不死翻过来，越怕越倒霉！”
我默想了一下分解矢量图：“报告教员，知道了。——教员，要是挂正（迎头撞上）了怎么办？”
教员瞪我一眼：“你问政治部去！那时你就不会喊什么报告教员了！——现在也别一口一个报告教员，又不是在学校，喊我老李！”
吃晚饭时老钱兴致勃勃地来约我们去“手谈”，他没有和教员，不，他没有和老李多说什么，我猜他们一定认识，只不过又是什么规定罢了。老李似乎知道老钱对我的射击级别不服气，似笑非笑地故意慢慢吃饭，我还瞥见老钱瞪了老李一眼。他们好象交换了什么暗号之后，老李立即满面严肃地快吃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进全封闭的室内射击场，没有横风反而觉得不自在，灯光暗而靶子太明显，以至于我在想这里的人是不是坐着射击的。管理员看见老钱立即送来了一支挪威的5.56和一纸盒子弹，老李还是要了柯尔特，老钱似乎在考察我，为我要了英制的7.65短筒左轮、9毫米半自动和4.5毫米意大利女人枪，想了一下又要了7.62的五四和六四。
“再来个国产的马跨懦夫吧。”我半开玩笑地说，老钱竟真的要了，由于已经没有五九式了，就要了原产的T33，本来我还想说来挺通用机枪的，吓得不敢说了，怕他真要。
检查、空击、上弹……手臂平伸而重心稍向后倾，扳机被慢慢地压下，一颗子弹即将飞向目标……
